周日下午四点，南剑一中教研室。
当杨子建和汪滟去门房取样报时，门卫秦师傅就将情况通报给校长办了，然后，教研室、语文组的十几位老师就都知道了，本校高一学生中，出现了一位“小诗人”。
酝酿了一天，刘主任联系教研室、语文组的几位负责老师，临时召开一个会议。
在会议上，林老师拿出杨子建两周前写的一篇测试作文，所有人阅读后不禁摇头，这作文只能算良好，遣词造句虽然通顺，但语言幼稚，结构松散，表现手法单一，立意不深，毫无创新，是再正常不过的中学生作文。
对于《霜月的记忆》，所有老师掀起了质疑的声音，定性为“抄袭”。
这些老师为什么这般严厉？
首先，九十年代初，文人对“立言”要求非常高，文化市场信用也还没被“举国山寨”给摧毁，一个小作家不会凭白无故地冒出来，他有一个笔力和阅历积累的过程，并且还会持续创作下去。作家犹如工厂，会有一个从稚嫩到成熟的“产品”生产期。
其次，国内中学生被认为是未成年人，没有自主能力，老师不仅传道授业，还要充当监护人，而杨子建是他们的学生，如果出现大丑闻，不仅责任在他们，还会影响学校的声誉。
换句话说，学生抄袭，社会谴责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学校、家长和报刊责编。
因此，报刊录用学生稿件，才会要求有老师推荐，或者要家长担保——而且家长还得是有声望的社会名流，如南剑三中那位著名的天才小作家马秋远，也得经过责任老师的“指导”、“点评”后，才能在国家级少年刊物发表。至于《花雨季》和《三重》两位中学生作家其实靠“拼爹”，他们的父亲一是文学教授一是文化干部，而且他们成名太突然，至今仍有人置疑“代笔”。
杨子建毕业于南塘镇初中，出身农民，一中老师们对他一点都不了解，他是什么性格，有什么创作经历，这让他们更没有把握，而且杨子建没有通过老师，就擅自向报社投稿，这本身就违反常规。
会议最后决定，调查清楚，不管是不是抄袭，都要压下此事，对该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禁止这类事再发生。
会后，笔名“洪峰”的一中老师作者立即给言丛打电话，通报了会议内容。
言丛听说杨子建是一名高一学生，也大吃一惊，开始怀疑诗歌是抄袭的，虽然古代少年天才诗人比比皆是，如王勃、王维、白居易等等，但他不相信自己有运气看到一位。
不过，当他再看一下这组诗歌，又觉得说它是高中生写的也讲得过去，因为这五首仿古诗歌，真的非常一般，不过是把古代的意境换下现代的新词，只是古诗意境有些唬人罢了。
他有些好奇，决定下周抽空去一趟南剑一中，亲自了解一下杨子建本人再做决定。
杨子建回到学校时，雨仍然没下，但飓风把地面的闷热给吹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