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天启初年众正盈朝，赵南星这个吏部尚书本来就主管官员升迁封赏，嗓门又特别大，又串联了一堆给事中，所以连内阁、司礼监在这个问题都争不过赵南星，最后柳鹏从文官转武职居然成了定论。
不过柳鹏收复金复两卫，屡次大破建奴，斩级几万人，以这样的奇功居然只能以副总兵充任总兵官，而且只给关防不给将军印，甚至还只给一个署都督佥事的位置，连兵部都看不下去了，集体站出来替柳鹏说话。
大家都觉得立下这样的奇功，都只能混个署都督佥事而已，那前线拼死搏杀的将士会会怎么看，还有谁肯替大明冲杀。
所以兵部的意见就是柳鹏可以转武职，但一定得是带将军印的佩印总兵才行，而且还得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至于“署都督佥事”的“署”字不管有什么样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也一定得去掉，而且柳鹏一定得是名正言顺的总兵官才行，不能玩什么以副总兵充任总兵官的低职高配把戏。
但是这个时候，山海总兵马世龙突然上书，称海州、盖州方面的建奴突然停止对复州的攻势，柳鹏与海北军似乎有擅开和议甚至勾结建奴之嫌，只是马世龙这份题本本来是给柳鹏上眼药的，但是反而促成了兵部与吏部最后达成了大致共识。
那就是柳鹏虽然可以挂将军印，但是不赐尚方宝剑，只是有了将军印就有资格开府专杀，但是缺乏尚方剑在便宜行事这方面还是欠缺底气。
柳鹏对于这个任命显然是极不满意的，将军印与尚方宝剑可以说是最佳搭配，有了将军印他虽然只是名义上可以开府专杀实际却处处受到牵制，因此朝廷原本要给柳鹏封坛拜将，但是被柳鹏直接拒绝了。
还好袁可立这位登莱巡抚与柳鹏的关系一向不错，虽然袁可立都没想到替柳鹏请功会闹出这么一个结局，但是他仍然是站在朝廷立场上百般盘旋，最后柳鹏终于接受了“挂征虏前锋将军印总兵官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这个武职。
只是柳鹏虽然接受了“海北总兵官”这个武职，但却是有许多附加条件，但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柳鹏虽然准备接受“海北镇总兵官”的官位，但是现在这个“山东按察使司整饬开原兵备佥事”的印信、勘合甚至名义他都不准备交出去。
虽然柳鹏没说他要不要继续用这个开原兵备道的名义行事，但是袁可立完全能理解柳鹏的感受，要知道他可是进士官，而对于他这种进士官让他们转任武职简直是人生中最大的侮辱。
虽然柳鹏是吏员出身，但人家好歹也已经做到了开原兵备佥事。
而且海北军这次收复可以说是辽东兵兴以来空前的大捷，结果朝廷未有分毫封赏，居然让柳鹏跑去当海北镇总兵，而且连一把尚方宝剑都没有，只有“挂征虏前锋将军印”而已，换了袁可立的话，早就不堪折辱起兵靖难了，幸亏柳鹏高风亮节还能忍得住。
连袁可立这种天天说“天地君亲师”的儒家信众都受不了，何况是柳鹏这么一个武夫，而亓诗教这位齐党领袖可以说是与柳鹏同病相怜。
而亓诗教原来也是进士出身，是相国方从哲的门生，一直与方从哲共进退，在天启元年已经告病乞归故里，按照东林内部的说法也是“并无劣迹”，当然东林的这种说法实际就是“官声极好”，这些年来亓诗教确确实实是做了不少实事。
特别在万历四十三、四年的山东大旱之中，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当时亓诗教正好奉差归里亲睹灾情，所以向朝廷上了“饥民疏“，为家乡渡过这次千古未遇的大旱出了大力，只是天启三年赵南星主持京察在京官员，首先就把目标对准了前给事中亓诗教。
赵南星之所以把京察的目标对准赵南星，自然是因为万历朝的历史恩怨，亓诗教在万历末年既然是方从哲的得意门生，甚至还是方从哲的谋主，自然会把东林党往死里得罪。
虽然亓诗教天启元年就已经乞归故里，而赵南星却一心到底追杀，任何与东林党有过恩怨哪怕是历史恩怨的存在一定要打倒在地踩上一万只脚永远无法翻身，因此主张原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在万历朝时结党营私、扰乱朝政，所以一律加以贬黜，
只是赵南星的意见在东林内部都有争议，大家觉得赵南星这事都做得太过份，史科都给事中魏应嘉更是极力反对，可是赵南星却是坚持己见，甚至还作一部《四凶论》，把亓诗教、赵兴邦等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一定要把亓诗教等人驱逐出朝廷。
赵南星笑到了最后，在这次政治清算中亓诗教四人都被贬黜。
对于亓诗教来说，他也没想赵南星居然有这样斩尽杀绝抄家灭族的决心，仓促无备间吃了大亏，只是东林党既然要斩尽杀绝，亓诗教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就告诉柳鹏：“东林再这么闹下去，恐怕你我都要上党人碑啊！”
柳鹏却是笑了起来：“东林这件事是太过份了，但是我担心的事情却是东林万一倒台了怎么办！”
亓诗教还没想到柳鹏会这么说，只是他很快就明白过来：“我今天来找柳少，是想跟你说一句实在话，我与诸位老友一致商定，所谓齐党本来就是东林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污蔑之词，纯属子有虚有，只是东林现在逼迫太急，我们也不愿意坐以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