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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开的一辆灰色的旧别克英朗，在附近的星巴克，我们一人要了一杯拿铁，都没加糖。他说正在减肥。
我问减了多久了。
他说从我意识到自己肥的时候就在减了，大约减了二十年吧，越减越重。
说完他嘿嘿自嘲。
坐定后，张兵感慨万千：“这么多年了，想不到我们在北京相见，缘分！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多调皮啊。”
“说到小时候，我们确实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老欺负你，哈哈，实在对你不起。”
“哎，那时小孩子不懂事，谁跟谁啊。”
“说说你呗，生活怎么样？”
“说来话长啊，那会儿我爸承包煤矿，挣了些钱，全家搬到成都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其中一个煤矿出了事，塌方死了两个工人，当时我爸还以为跟以前一样，可以用钱摆平，但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在查这些小煤矿，开始严抓安全责任事故，正好拿我爸这事做一个负面的典型。上面派了一队人下来查，一查，老账旧账都被查出来了，我爸当时还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当官的哥们儿身上，结果大难临头，没有一个出来丢一根救命稻草。”
“我当时听说过这个事情，老家那边关掉了一批煤窑，逮了好几个煤老板。”
“是噻，其中就有我爸。当时我们这家人落难，我妈的头一夜间白了，以前各种来巴结我们的人，关键时刻都装作不认识我们。 那时我十五六岁，屁都不懂。看着我妈每天到处求人，以泪洗面，我心痛啊。”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自己就找法律书来看，自己学习法律知识。我想凭自己的力量来让我家里渡过难关。有时通宵自学法律也不觉得累，然后又去找律师，跟他探讨我爸的案子，怎么样才能让我爸少关几年。最后在我们的努力下，我爸被判了8年，后来表现好，5年就被放出来了。家里的大部分财产被没收，老头子出来还想搞这个，我给他分析大形势，现在国家提倡环保能源，煤炭行业已经走下坡路了，小煤窑以后没有办法活。他听了我的，给朋友借了些钱，在成都开了个茶馆为生。”
“现在张叔叔他们生活还好吧？”
“嗯，他们现在过点小康日子没问题，就是我爸有点高血压，还有，催着要抱孙子，哈哈。”
“理解啊，他们那一代人的普遍愿望都这样。还是说说你吧。”
“就因为我爸这事儿，我爱上了法律，考上了重庆的政法学院，毕业后到北京的律师事务所了，北漂吧，不好不坏，偶尔也会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但有时为那些弱势群体代言，很有成就感。”
“想不到你变化这么大，小时候你可不是这样。”
“还没怎么变嘛，没瘦下来。每次你的书我都有买，这次黄东方起诉你的案子我也一直关注着，本来还想联系你，帮你忙的，后来看到赵律师愿意出来帮你，我就放心了。赵律师在我们行业很有名气，虽然年龄不大，但讲义气，业务素养牛，有他出面，至少能为你站站台。”
“赵律师给了不少宝贵意见，十分感谢他。”
“你们还准备上诉吗？”
“我们认为上诉没有意义，不上诉了。”
“跟我想的一样，其实这个判决结果我早就料到了，上诉也改变不了结果，就当一次难忘的经历吧。”
我告诉他F4的其他人也都在北京，耿浩现在是个画家，尹德基是个厨师，卢泽汓在一个矿业集团搞研究，有空大家一起聚聚。
张兵喜出望外，说大家都在北京混出气候了，好样的。
他下周就安排一个局，让我叫上每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分别前，我们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看来我们的推测都正确，不再上诉的决定是明智的。晚上，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熟悉的中年妇女的声音：“小曾啊，我是法院的，王法官。”
她就是我与黄东方案的主审法官。
“王老师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