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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后没过几天，接到了“青蛙”冯玉强的电话。
我料又是要策动我加入《新言论》。
这年头，媒体像青楼，文人像娼妓，用冯玉强的话，我们《新言论》是高级妓女，卖艺不卖身的。
他说：“小宇啊，判决结果我听说了，你们什么打算，还上诉吗？”
“我们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上诉没有意义了，决定不再上诉了。”
“那也好，免得再折腾。今天有空吗，来《新言论》谈谈？”
我想反正现在手上也没有什么事，便去谈谈吧。
《新言论》周刊的办公地址在大望路的一个写字楼里，这里便是传说中野模聚居之地，新光天地外，大堆大堆高挑白皙浓妆艳抹的女子，用直男癌的眼光看，分不清良家少妇还是什么什么。
《新言论》的办公室在顶楼，冯玉强说，当初租这顶楼是有计划的，我们搞文化的人，要站得高看得远，胸怀要宽广。
在会议室，他把我带到落地窗前，俯视着国贸那片鳞次栉比的白色建筑群说：“人站得高，自然情怀就大，男子汉要胸怀宽广，不要拘泥于小节。”
“冯老师说的小节是？”
“我请你来《新言论》也是看中你的才能，没有任何私心，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您，您上次说您认识我爸，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我就不来！”
他见我语气坚决，皱着眉头，无奈地叹了口气说：“算了吧，我什么都告诉你。”
他让我坐下，亲自给我泡了杯茉莉花茶：“你知道文科大学的杂志《潮》是怎么来的吗？”
“我听说过，当时是三个学生，还有一个老师起的，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出版总署的领导，一手促成了这件事。在8o年代末，这本杂志介绍过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潮，对中国文化界影响比较大，特别是一些大学生，每一期出来，都要聚在一起讨论上面的文章。直到那一年后，杂志被肃整，锐气少了很多。”
“很好，你还知道些什么？”
“杂志社有四个笔杆子，号称‘四君子’，也就是四个创办人，他们都用笔名表文章，文字惊天地泣鬼神，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甚至影响到了当时文化批评界的文风，后来这四个人销声匿迹，据说只有一个人还留在文科大学。”
“嗯，这个人就是庄教授。”
“这个我倒是料到了，那其他三个人他们现在在哪里。”
“那三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爸……”
“啊！难怪我小时候总是从角落里搜出旧刊的《潮》，但为什么我爸一直要隐瞒这段历史？他告诉过我，只是去北京培训过几个月，从来没告诉我他曾在文科大学读书。为什么要对我隐瞒这些？”
“你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被学校开除过一次，当时《潮》表了几篇尖锐的文章，揭露了北京周边几个化工厂乱排废料污染土地的事实，结果其中有家厂有背景，他担下了全责。”冯玉强下意识地低下头，面有惭色。
我看出他内心的内疚，说：“他是处女作的，是有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三个去火车站送的他，当时他说这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不要别人提起这些激情和梦想，过好当下最重要。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背影，那时我感觉自己比起他很渺小。”
“可是，为什么这些话他连我也不透露半点？”
“嵇康在临刑前还在狱中给他儿子写《家诫》，对官场如此嫉恶如仇的人，还劝他儿子去当官，鲁迅也劝后人别去当空头文学家，舐犊情深吧，也许你爸有自己的考量！”
我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